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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十大判断

中改研究2019-06-26 06:18:50

编者按: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教授携新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在演讲开始,她首先抛出了关于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十大判断。

来源:陆家嘴杂志(ID:lujiazuicbn)


十大判断


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长期趋缓。我认为L型已经打脸了,有可能保持20年8%的增长的观点更难成立了,包括“新周期”的提法也不准确,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是长期趋缓。


二、结构将会呈现“冰火两重天”。有的地方很冷,有的地方火热。而中国经济转型就体现为冰与火的消长,经济内在要求冰的领域去产能,火的地方快速做大,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支柱。


三、美元大概率进入十年贬值期。2016年的时候我就说美元可能在2017年、2018年步入10年贬值期,它的最高点是2017年,今年只有一个次高点,基本上可以断定美元进入十年贬值期。


四、人民币汇率,政府有强烈意愿维稳。破7如有可能,政府也不会让大家形成一个持续贬值预期。破7仍会拉回来,人民币长期贬值或者破位下行,政府不愿看到,对中国经济也没有什么好处。


五、制造业进入长期整合期。升级本身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们会面临大量企业淘汰,升级我称之为“爬升”,它将表现为消费品生产的个性化趋势;以及产业方面将以自主的方式逐步实现配套,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核心技术要有重大突破。


六、就业总体上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冷热不均。也就是说有的行业会缺人,有的行业从业人员过剩。因此,未来技术培训产业要大发展,以促进就业在不同岗位间更顺畅的转换。政府需要免税或以发行教育券的政府采购给予支持。消费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目前主要受制于发展理念、传统产业利益集团干扰、以及体制机制的瓶颈制约,这些都需要有重要突破。


七、中美关系。兰德公司近期报告认为,中美之间是平行伙伴,但这个关系不稳定,未来要么对抗,要么分道扬镳。我认为还有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未来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态势:合作、对抗或分道扬镳。


八、改革逻辑。我认为,经济转型取决于金融转型,金融转型取决于政府和财政的转型。现在政府有很多政策出台,但是市场的信心为什么总提不起来?我们发现政府转型这个领域没有非常清晰的思路和行动。


九、银行转型。银行零售业务应该是财富管理+生活顾问;对公业务应强化对消费服务业企业的融资+融智。一个是资金支持,一个是智力支持。不仅要给他们钱,还要全方位支持他们发展。


十、股市。股市也是冰与火的结构消长。注册制能否成功,核心要素是政府和监管部门要以法律为准绳保护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欺诈,这是美国股市之所以做到世界最大,市值达到全球40%的根本原因。



随后潘英丽教授发表了题为“内外压力下的增长动能转换与改革逻辑”的演讲,从外部压力(中美贸易争端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内部压力(结构失衡与风险积累)、经济增长的动能切换与产业发展、经济转型与市场导向的改革逻辑这四个方面分别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并发表的鲜明独到的观点。以下为主要的演讲内容。


40年增长回顾: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首先我这用一张PPT作为序,最近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我把40年的增长率拉出来,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传统增长模式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


所谓传统增长模式,加入WTO前是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产能过剩、关停并转。加入WTO后: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产能过剩、出口释放。变化的只有最后的四个字。


从增长速度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改革举措。加入WTO之前最长的一个加速增长期就是1981年到1984年,连续3年加速增长,这是农业土地制度的变革导致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激发了农业生产力充分释放。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快速升温,股票市场的泡沫和海南房地产投资泡沫。


1994年个重要改革年。朱镕基启动了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前是中央集权,我们说中国是政治集权和经济集权。1994年之后,中国已是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组合了,地方政府有了重大而独立的经济利益,这种体制被国际学者称为“经济联邦主义”。


1994年非常重要,除了财政体制改革还推进了人民币汇率并轨的改革,官方汇率当年贬值57%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接轨。三是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为中央银行确定了维护物价稳定的重要职能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党中央召开十五大,提出了国有资本的战略调整,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改革思路,从1997年开始,我们开始了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2003年,郎咸平挑起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国有资产转让被叫停。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很重要的,就业岗位包括经济增长动力从国企转到民营企业。还有一点是朱镕基当时启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加入WTO之后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加入WTO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投资拉动。投资拉动具有双重性,短期内是对生产资料、资本品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投资完成后形成新产能,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所以我们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相当于饮鸩止渴,用未来更大的过剩产能消化现有的过剩产能。加入WTO,出口市场的开发,使得中国投资接动型增长模式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2001年以后出现了连续7年的经济加速增长。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4.9%,今天想想,我们已经再也不可能见到了。今年可能是6.6%,也可能是6.5%。增长速度还会下行,会走到哪里?我后面再给大家解释。


中国因为海外市场释放,使得我们的产能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应对经济结构做重大调整,但是为了保增长,我们推出了“4万亿”,地方政府可能是20多万亿的基建投资就下去了,基建一定是拉动重工业继续扩张,先是消费产业,后来就是重工业出现严重过剩,现在去产能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本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个是过度依赖外部市场,二是过度依赖债务杠杆。这两个依赖带来大问题,当外部市场萎缩或不再向你开放,不再为你的扩张提供空间的时候,我们的债务就会陷入麻烦。当你的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负债率过高,现金流就出问题,还本付息就出问题了。这就是我们债务支撑的经济增长现在面临外部市场萎缩和债务违约的双重困难。


一、外部压力:全球化进入调整期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源起与影响   


为什么中美出现贸易争端?中国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去年我们的GDP总量达到美国63%,学者们总结历史经验说,老二的GDP达到老大的60%,一定会挨打,这个时候老大要压制你,等到80%的时候就压不住了,等达到120%时候国际地位就会发生更替。所以中国经济总量上来后受到美国打压也不难理解。


二是中美经济关系从互补走向直接竞争。



上图显示四个大国的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美国一直是占13%-14%。1985年美国和日本开打贸易战,重心是汽车,日本车卖到美国,把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打败,但是美国的汽车零配件日本不让进,所以要打贸易战。当时日本的出口份额只有美国的2/3就打起来了,这是因为直接竞争。


再看中国,自从中国加入WTO,美国的市场份额快速下降,中国大幅度上升。2012年,我们的出口份额超过了美国。虽然说有大大小小的贸易摩擦,但是真正大规模的贸易争端是2018年刚刚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美国对中国还是很“容忍”的,到现在才跟你打,为什么?因为中国出口的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美国出口的是高科技制成品和农产品,两者完全是互补的,是实现双赢的。他希望你能纳入到他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


三美国感觉国际地位受到威胁。这里包括2010年开始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成立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等等。


美国的原因我归纳为两点,这两点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刻背景。


一是美国陷入了“全球化陷阱”,这使得它产生了过度敏感和集体焦虑。“全球化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全球化的好处都是民间资本获取的,全球化的成本都是由联邦政府代表国家来承担,这是国家与跨国集团间的利益冲突,造成财政难以为继和社会分裂加剧。而且到目前还没有找到化解的办法。


第二个原因,美国家庭财富结构显示,贫富加剧分化带来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压力。贫富两极分化是特朗普上台的社会基础,也是欧美民粹主义兴起的和大背景。


最后我总结一下美方的战略诉求。


1.中国成为美国未来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竞争是全方位的,全球性的。


2.对华战略需要重新定位,需要寻求新的范式。到底是对抗还是竞合,要看看两国是不是有大智慧来处理好两国关系。


3.未来5-10年是中美战略竞争关键期。12月1日中美两国首脑碰头,它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而且贸易摩擦也不是全部,所以这只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


(二)全球化进入调整期


1.劳动、资本技术、自然资源和制度四大生产要素存在地区分布的失衡。


全球人口未来的地区分布是,未来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也就占10%-12%,中国或者印度一国的人口超过全部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未来发展中亚洲加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70%的人口,50%在亚洲,2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资本、技术高度积累的主要是欧美,中国是中低端的资本技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品和技术我们有优势。


制度方面,我们推进“一带一路”的时候,强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应该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但是在考虑投资环境时需要对制度和文化做出区分,因为它作为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反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具有抑制效应,有的具有促进作用。如果一种制度是抑制生产力发展的,比如不保护私有产权,比如社会政治动荡不定,我们不作区分就去投资很容易陷入困境,这是很大的问题。好的制度实际上是其他三种要素有效组合的粘合剂和催化剂。


未来全球生产要素的组合就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移民,劳动力丰富的年轻国家,劳动力流到资本富裕的国家去。现在来看,移民没有出路,移民包括难民的流入带来的文化冲突、社会冲突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欧洲已经深受其害。所以未来默克尔下台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此,未来生产要素的组合仍然是跨国投资主导的,也就是来自欧美和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是全球生产要素组合的主导模式。但是对外投资存在的共同挑战就是文明冲突。所以在如何控制东道国国家风险方面,无论是日本、欧美还是中国都有共同的利益。


2.发展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全球失衡。


G-7国家1999年人口全球占比11.5%,消费占比高达67%,2016年人口占比下降到10.24%,消费则降至境51%,减少16个百分点。


未来20年,发达国家人口小幅度下降,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仍然是一个非常确定的趋势。可以看到欧美的人口老化和市场萎缩是一个大趋势。



新兴市场是有潜力的,但是受制于广义的制度瓶颈。这里我们列出了人口在1亿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全球人口在1亿以上的国家只有13个,这里有11个,再加上美国和日本。这里我称之为“C+2”的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国人口接近全球的40%。中国消费比例从2002年的3.34%,现在增加到10.69%,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都增长了1倍,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市场是有潜力的。但是新兴市场国家仍然会有一些风险。


中国作为大进大出制造大国面临诸多挑战:


 1)制造工厂这个角色背弃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历史上是有必要的,对之前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做出贡献,但是我们继续扮演制造工厂是背弃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为什么?污染留在了本土,产品海外促销,还要补贴外国消费者。


2)空心化压力:成本上升,关税打压,产业链外移。


3)受制于人,大宗商品、高端技术都受制于人,本土企业缺乏竞争力。


4)对外投资与输出过剩产能,我们会面临东道国国家风险以及西方的批评。这方面有五大理论,债权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输出过剩产能、地缘政治扩张等等诸多批评。


 5)大进大出的模式还会面临美元体系的风险。


中国对吸引外资很有竞争力,但是我们的企业没有竞争力,这是我们的一大矛盾。德意志银行张智威用“总销售差额”来看中国企业没有竞争力。他不是用国家地域范围来划分,而是以中资和美资企业来划分。结果发现中资企业在对方市场的销售与美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相比是逆差,我们对美国的很多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美资企业在中国创造再返销到美国的。


而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潜在大市场、基础设施与配套能力强、政局稳定。可以这样说,我们如能有效保护私有产权、实施公平竞争游戏规则、市场机制健全,中国依然是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但是我们本土企业没有竞争力,中国缺乏好企业。


二、内部压力:结构失衡与风险积累


国内很大的问题是内部的结构失衡和风险积累。



这张图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因为我们的金融扭曲,我们的资金融通70%-80%通过银行中介。银行通过抵押品把资金给到了重资产行业,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有抵押的。这些领域借助杠杆和负债出现了过度的扩张,严重过剩。所以在这张图当中上半部分银行和传统行业,就是“冰冷的领域”,产能过剩严重,未来要需要通过重组、淘汰和收缩。 


下半部分我们需要通过股票市场的发展,实现创新驱动,新兴产业的发展;高科技、现代农业、轻资产行业如消费服务业、文化产业等等,这一块未来会红火。


我说的“冰火两重天”就是传统过剩行业和未来的新兴行业,有14亿老百姓需求支持的这些产业将有很大成长空间。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下面属于“不充分”的,上面是属于“过剩”的,经济结构存在严重不平衡。


中国未来10-15年都会存在冰火两重天,“冰”的部分会收缩,“火”的部分会做大,经济平衡的速度取决于我们改革的进程。


现在出口这台发动机几乎“熄火”,房地产动能也衰竭了。这是中国经济之前的两大发动机,所以问题是很严重的。



财富幻觉

涉及到家庭投资的观点,我这本书当中很多地方用到一个概念就是“财富幻觉”。


中国现在70%-75%的家庭资产是投在房地产上,和美国最大区别是美国有比较多的金融资产,而中国是有更多的房地产。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以房养老是一种个体理性带来集体非理性结果行为。


这张图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理论叫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我们的收入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长,退休之后工作收入大幅度下降。我们消费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一生稳定的消费是福利最大化的,储蓄是收入线到消费线垂直的距离,就是当年收入扣掉消费的剩余部分,相当于农民家里的“余粮”,这是储蓄的概念。年轻的时候负储蓄。


财富的概念是什么?财富就是W,假如说我在退休这个时点上,我的财富就是以往历年储蓄的加总,我们假设45岁之前的储蓄主要用来还债,45-65岁这一个阶段是财富积累的阶段。财富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养老。因为老年期已经没有工作收入了,老年期的消费、养老主要是靠财富的消耗,或者是靠你财富的财产性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的保值增值对老龄化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我问我的学生什么叫财富,他说“财富是身外之物”,这当然是错的,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财富是身外之物”,99.9%的人的财富直接决定了我们有没有一个安享的晚年。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财富幻觉”呢?因为我们老年期需要的是养老的产品和服务,但是我们的财富呢?现在是房地产这种形态的,我们70%以上的资产是房产。这样的情况下,我必须要把房产换成我需要的养老产品和服务。我这里要引进一个人口结构的概念,我们称之为总和生育率,一对夫妻一生当中生的孩子的数字。1961年总和生育率6.1,1990年2.2,2015年1.047,专家说2015年是生育的小年,我们假定是1.1。现在财富拥有者是五六十年代生的这一代人,他们财富积累差不多完成了。再过5-10年,这些人都进入养老期,所以他们需要把房产套现来购买养老服务和产品。


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记住一件事,养老你不要看房子今天的价值,而是说我现在拿我的房产要换我未来的养老产品和服务,我们今天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对我们养老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未来的财富在养老功能的发挥,不在于今年现在值多少钱,而在于未来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有多少剩余产品的生产能力,这些剩余产品可以给到老年人养老。所以我们的资产在未来有多大程度发挥养老功能,不取决于它的现在市价,而是取决于下一代人有多少剩余产品。从物质的交换来看,现在的房地产交换他们未来创造的养老服务和养老产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以这样说,未来的房价和养老服务的价格,我假定有三种组合,一种是房价不变,皆大欢喜,但是养老服务价格涨2倍。第二种是房价跌30%,养老服务涨1倍。第三种房价跌50%,养老服务涨50%。比如说我有一套投资性质的房产现价600万,我们每年花20万,我们说它可以管我们未来30年的养老。但是你这样想清楚之后,只能管10年,另外20年是没有着落的。这就是我讲的,我们今天的财富里边,从养老的角度来看,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幻的,这就是我讲的“财富幻觉”,这就是老龄化的隐患或者说老龄化危机。



接下来产能严重过剩,我们的产能体量到底有多大呢?2012年的时候根据模型推算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是略高于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也相近,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接近40%,什么原因呢?2009年4万亿铁公基项目下去后,重工业产能扩张,导致过剩产能在2012年进一步增加。



产能过剩带来的问题就是债务风险积累,这张表是我主持的一个论文集中王戴黎做的研究。他用企业的偿债成本(当年需还的本金和利益)跟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做比较。息税折旧摊销前收益,我们称之为可支配收入。偿债成本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2015年是最高的,国有企业已经达到了123%,那么还本付息数额已经达到了收入的123%,怎么没有出现违约?假设本金不要偿还,利息支付比例就下降到43%。


我们再看一下李迅雷支持的一项研究,他们的数字和我们的数字在时间上是吻合的,2015年新增的社会融资总额当中60%是用来付利息了,现在又要上来了,又快达到60%了。我们每年的新增融资总额当中60%用来付利息,假如说再加上一定百分比来付本金,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资金融通在干吗,主要是给高负债企业续命的,这是我们讲的风险。如果销售没有改善,借新还旧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最终会出大问题。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中,之前基础设施投资一直维持在20%左右,经济增长实际上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保”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基建投资有雪崩的味道,出现大幅度下滑,今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5.4%,基建是3.3%,制造业是8.7%,增长1.9个百分点,房地产剔除土地购置费连续7个月负增长,消费实际增速也是下行的,9月份只有6.4%的增速,所以你可以看到消费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出现比较大的下滑。

  

三、经济增长的动能切换与产业发展


1、淡化GDP增速、强化结构与质量意识


我们接下来要淡化GDP增长,强化结构优化和质量的意识。我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GDP增长没有大周期,我可以说新周期理论已经打脸了,没有L型,更没有林毅夫说的还有20年8%增速的可能性。我给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种长期趋缓的态势。


那么为什么增速长期趋缓呢?一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可能会重构,部分撤离中国,这种影响3-5年后会显现出现。二是传统产业要去产能,也就是说它应该是负增长的,它是结构重组,其实不应该再有规模扩张了。消费服务业未来有很大上升空间,但是消费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于制造业的。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 1960年来经济增长是有两个下台阶的变化,70年代上半期潜在增速从9%-10%下降到5%的平台,然后在90年代上半期再下到1%-2%的平台。前者发生在工业就业人数占比见顶回落之时,后者发生在15-64岁的人口占比见顶并持续回落的阶段。


中国目前处在什么阶段呢?中国从就业结构角度看,我们处在日本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阶段。虽然当时日本工业的就业占比超过35%,中国目前仅为30%左右,但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大约为日本的10倍,日本当时还处在生产全球化的孕育期,中国目前已处在全球化调整期,可以预见中国工业的就业比重大概率已经见顶,未来工业部门可能不再增加就业岗位,甚至会释放剩余劳动力。


从人口老龄化趋势看,中国现在处在日本90年代第二个下台阶的时段。


统合产业和人口结构变化特征,你会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是一个相对确定的趋势,但是中国不会像日本那样大幅度振荡。日本60年代未和70年代上半期发生两次经济危机,增速度大幅度下滑10多个百分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能容忍如此大幅度波动的。发展是硬道理,能否稳定增长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的调整不会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进行。另外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就是增量改革,通过增量发展解决存量问题,这是大国经济的一大优势。


因此,中国经济有一个长期的软着陆过程,从高点慢慢下滑,我的判断是经济增速以后每年减0.1到0.2个百分点,当然也不排除某年往上翘一下,然后再往下走,这样我们可能会花10年时间走到潜在增速的下一个5%的平台,时间大概是2026-2028年。因此,我的基本判断是没有L型,没有大周期,没有大幅调整,中国经济有一个长期趋缓的大趋势。

    

2经济转型方向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段写的非常好,但是这只是纸面上的,要落实在行动中,要有相应的制度提供保障。


3消费结构的未来变化决定产业的未来发展



未来往哪里发展?这张图是兴业银行鲁政委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讨论了中国未来消费结构变化,借鉴了美国的以往的相关数据。在美国80余年消费结构数据变化图上,他们添加了两条垂直线,一条表明中国全国消费结构目前相当于美国1960年代中期水平。另一条表示上海消费结构相当于美国80年代中期。


我又画第三条垂直线,表示未来20年,中国会达到美国1995年的结构。也就是会用20年时间走完美国30年的消费结构变化路途。因为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趋势,社会发展存在速度递增趋势,我们的消费结构变化会更快。未来20年我们的非耐用消费品会下降10-15个百分点,服务消费会和增加10-15个百分点,耐用消费品则基本稳定。


再来看一下服务消费内部结构及其成长空间。消费大类的成长性排序是,服务消费大于耐用品消费,耐用品消费大于非耐用消费。这是指成长性,成长空间的排序,因为我们的人均收入还要提高,所以非耐用品消费仍会增长。


服务消费的成长空间排序,保健排第一,无论是老人小孩都需要健康,人们的保健意识已大幅度提升;医疗排第二,老龄化意味着对医疗的更多需求,然后是养老护理、金融保险、教育和文化娱乐。


从热点先后排序来看,顺序是保健、旅游、医疗、教育培训、保险、财富管理和养老。


未来消费服务业发展瓶颈要突破。一是市场准入限制,二是行业规范、权利与责任界定机制要健全。三是技术要加强,目前我们的药企销售费用占收入30%-40%,研发投入很多不超过5%。三是人力资本不足,从业者技能与职业操守需要有全国性的职业资格培训和管理。四是市场有效需求难以释放,这就是用工制度、休假制度要调整。


未来的就业市场也是冰火两重天,这是李开复讨论的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两张图。我还要加上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这两种影响会导致劳动市场冰火两重天,总体来说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600万农民工回乡创业说得很好听,其实就是城里没有工作了,回家去吧,怎么创业是他个人的事了。就业压力一定会上升。中国有庞大的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繁荣的时候,大量劳动力来补充你的不足,城市萧条的时候,他们大量回到农村。未来我们会发现制造业这一块已经不能再吸收新增就业岗位了,农村还继续释放剩余劳动力,制造业也要释放剩余劳动,未来只能在消费服务业创造新增就业岗位,但是这中间转岗培训需要花大力气。


因此我个人理解,养老护理、医疗护理等等人员都是缺的,消费服务业当中需要的劳动力是有很多技术要求的,也有很大的需求。


四、经济转型与市场导向的改革逻辑


(一)改革逻辑


1.经济转型取决于金融转型。

为什么呢?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金融仍然是政府主导的,这一点,金融转型决定了你经济是否可以转型。比如说股票市场能否扩大?注册制是发行的市场化,那么注册制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你的法律制度。在股票市场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范商业欺诈,而且主要是防范上市公司的欺诈,就看你能不能引入刑事责任?谁欺诈就抓起来,企业摘牌。假如没有这样严厉的司法和执法制度,最后科创板又是“一地鸡毛”。


2.金融转型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型与企业组织的有效性。我们说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句话对吗?这句话很不准确,地方政府搞一个没有前景的开发区算不算实体经济?银行要不要支持它?所以你说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句话是很模糊的,金融要有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但是金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是什么?是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政府征税有一个载体,90%的税收是从企业身上征的,正是因为它是税收载体,所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搞了很多的企业,然后又要保护落后,不能让它破产,那么产能自然就多出来了。这样一来搞得我们的金融业出现资产荒,大家在金融领域自娱自乐,大企业也跑到金融领域搞金融控股公司,也来玩金融。什么意思呢?实体经济不赚钱,因为你产能那么过剩怎么能赚钱?缺乏有效率的企业,或者说有效率企业组织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没有服务载体,这就麻烦了。


3.政府职能的转换。因此现在需要什么呢?金融和财政要分家,这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的职能转换是什么?要从行政管制,主导经济,转到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核心就是保护私有产权,防范商业欺诈,这两点要并重。


(二)财政改革和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


1.淡化货币,强化财政在结构转型中的作用。


我认为货币总量仍然保持中性,另外要发展政策性金融,不要搞什么“股票市场要为扶贫服务”。你还是要有一块政策性金融发挥作用。政策性金融可以结构性下调利率。


人民币汇率仍然坚持基本稳定,保7仍然有必要。为什么保7仍然有必要?我们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其实货币崩溃的国家很少不是跨国投机者冲击的。对中国而言,绝对不是外资冲击你的汇率,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心里不踏实,缺乏信心。所以你的政策千万不能引起老百姓的恐慌。“8·11”就是把老百姓的货币贬值恐慌唤醒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汇率绝对不是一个自由浮动的问题。首先国内金融领域、企业领域不能搞坑蒙拐骗。保护私有产权,防范商业欺诈的营商环境做好了,金融市场才有可能是健全的,你有了健全金融市场才可能资本账户开放,你的汇率才可能是稳定的。所以汇率是要管的。


2.强化财政功能。要减税,辅以减机构、减员、去行政管理。


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调整,人头上的公共服务责任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包括刚刚讲到的再就业培训,都要中央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发放不可交易、不可转让的实名制教育券,然后由下岗工人,农民工,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个人偏好、个人的能力把这个“选票”投给某一种技能培训企业,促进培训产业发展,老百姓拿“选票”投,这个市场是有序竞争的。

   

政府应该发行长期国债,促进国债市场扩容,采购教育培训,促进就业转岗。地方政府发债,实际上省政府等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先发债,通过市场约束机制来限制政府的投资,这个主要用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释放低端家庭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


3.完善市场环境和秩序,促进有效率企业组织成长。构建独立的司法和执法体系。我最近给市政府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在上海新片区搞独立的司法、执法特区。我们之前提出金融专业法院,现在建议在新片区搞一个法律特区,由香港、伦敦和上海三家合作来搞。切实保护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从保护落后转向优胜劣汰。股票市场要在破产法的基础上引入集体诉讼。

 

4.转变政府立场,从亲企业转向亲民众,重社会公平与正义。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在政绩评价体系和考核制度上推进改革,淡化GDP,强化公共服务指标,同时有没有可能引入第三方名义调查和支持率统计。


(三)、银行结构改革。


1.财富管理方面。在加强财富管理过程当中引入生活顾问服务,这是零售这部分,把生活顾问的职能引入进来。在对公业务方面,未来应该重点为消费服务业企业提供支持,银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的贷款是要有抵押品的,它的贷款大部分是支持新建项目,一定导致重资产行业进一步扩张。因此未来要精准发力,要看准消费服务业去支持。


2.我们不仅给企业提供资金的融通,还要给它提供一揽子现代服务的支持。也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一个是融资(资金),一个是融智(智力支持),给他人力资本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成长。


 (四)、土地和股票市场发展。


1.农村废弃宅基地有没有可能建立网上交易系统,重点是保护弱势农民工家庭长期利益。可以释放农民工家庭消费,并刺激向往田园生活的城市居民投资。


2.健全股票市场。政府需要从重融资转向重投资。家庭财富增值以及消费需求的满足与企业的有效投资、有效供给形成良性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老龄化家庭是靠财富增值来支持消费的,我们购买的消费品、消费服务帮助企业成长,它的利润、市值增加了,我的财富又增值了,然后再支持我们对它的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支持企业发展,形成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


3.资金融通需要关注产业、企业和公司治理。产业方面,我只认可大消费,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投资理念,就是14亿老百姓愿意掏钱的,这就值得投资。我刚刚说的良性循环,消费、投资、生产和财富增值,这4个变量,财富增值、消费增长、企业发展,老百姓财富又增值,这个只有在大消费行业才可以形成这样有序的发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政府又一窝蜂去搞什么技术开发,当然技术肯定要开发,你要在重点领域突破,但是不要所有地方政府都去搞技术开发,那又是“一地鸡毛”。技术开发也是要支持未来14亿老百姓需求的,比如说生物医药方面,这和老百姓的需求息息相关,以“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导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开发,这一点很重要。


企业方面,和行业相比,领先企业的界定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就是在夕阳产业,领先企业仍有巨大发展空间。比如说房地产,他们说房地产进入“白银时代”,我说没有“白银时代”了,“白银时代”已经被你的“黄金时代”占用了,接下来是“破铜时代”。但是,在“破铜时代”,房地产业有30多万家房地产商,未来会有一个大洗牌过程,所以领先的房地产商市场占有率仍会大幅度上升。这个走过来的案例就是家用电器,90年代有2.2万家,现在估计不会超过200家。也就是说家用电器企业已经淘汰了99.9%,剩下的千分之一的企业做到全球最大的企业,行业领先企业未来成长空间依然很大,现金流很好,成长性很好,有效益,这样的行业领先企业仍然值得关注。


公司治理方面,以前我们的公司治理理论很狭窄,以前我们强调的是委托代理关系,就是高管跟股东的关系,内部人是不是会损害股东利益。现在中国根本不是这个事,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关系。公司治理理论有新的发展,要处理五大关系:公司高管与股东的关系,高管与员工的关系,本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对企业的考察看三观是否正,并不是说一定要有党委,关键是管理层三观是不是正,眼界是否宽广,内部是否有凝聚力和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家国情怀或社会责任感。如果说管理层三观不正又没有家国情怀就会坑蒙拐骗。


我现在对股市的基本看法是股市等待信心的恢复,形成产业支撑的结构化行情,未来没有普涨的大牛市,因为随着对投机的打压,散户逐渐退出,市场越来越理性,产业的冰火两重天,产业支持的股市一定是结构化行情。


市场是有效的,中国股市表现这么差,但是它仍然是有效的。我们把过去10年、20年的月K线拉出来,你会发现重资产央企都是向下走的,大消费、民营企业,比如国旅、恒瑞都是长期上升的态势。长期来看,市场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无论是美元的长期走势还是产业的长期走势,甚至是好企业的长期走势都是确定的,我们不要被短期的、混乱的信息迷住了自己的眼睛,其实长期来看,很多的事情都是确定的。

本文转自陆家嘴杂志



附读:交大教授潘英丽解读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贸易赤字是宿命


《陆家嘴》: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2018年的灰犀牛,A股市场前一段时间也如惊弓之鸟。在你看来,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影响大吗?

潘英丽:人们对贸易摩擦过度关注,其实贸易摩擦不是一个什么大事,我们更要搞清楚贸易摩擦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美国为什么发起贸易摩擦?贸易摩擦背后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美国对加征关税,实际上落到正式开征,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美国对2000亿中国商品开征税关税。现在当然还没有全面开征,已经开征的也就340亿。


实际上现在存在产业链的全球分工,我们很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是他们的中间产品,征收关税,当地企业的成本就上升了,所以美国要对人家征关税,结果他的企业反而逃走(哈雷摩托)。这说明产业链在全球的分工,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贸易摩擦其实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假如从中美两个国家整体来理解的话,两个国家都有比较大的结构性问题,所以贸易摩擦也不一定是坏事,我觉得贸易摩擦对中国短期可能是坏的,中长期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对美国来讲,中长期是不利的。


实际上美国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美国也面临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它的体制很难自己纠偏,把贸易逆差来源国妖魔化,转移矛盾到国外去,这其实对美国本身的结构的调整没有太大帮助。


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一种宿命,如果跟中国的贸易赤字萎缩了,他与别国的贸易赤字会上来。它的贸易赤字暴露了它本身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家庭举债消费,政府也是举债,每年都有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储蓄很低,就入不敷出,经常项下就表现为赤字,资本项下就表现外债的积累。


其实我们更应该看清楚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绝对存在恶化趋势。不管是不是特朗普,以后的中美关系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完全做了调整。之前的几十年,比如从1971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开始,实际上美方对华政策是一种建设性的接触,希望把中国纳入到它的体系当中去,成为战略伙伴、利益攸关的合作方,现在是战略竞争对手。


原来美苏是冷战的对手,那未来中美之间会不会陷入一种新的冷战?这种可能性是蛮大的。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的遏制,一个是高科技,他们要全面限制的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因为高科技产业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制高点。它接下来要打的一张很重要的牌,就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外泄问题。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其海外的收益权,来确保美国的经济利益,避免对它的高科技产业构成挑战。


美国的全球化陷阱


《陆家嘴》:美国为什么突然对中国的涉外战略那么敏感?

潘英丽:美国有两大战略高地:高科技和美元霸权。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国际地位构成了威胁。我们同时在美国最顶尖的两个领域要发起攻击,所以它变得非常敏感和焦虑。


除了中国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可能给美国产生了一种压力,我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美国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它存在一种结构上的脆弱性,让它对中国的涉外战略会非常敏感。


我最近提出美国的全球化陷阱这个概念。全球化陷阱是指,全球化的收益是私有化的,是跨国金融企业集团获取的,而全球化的成本全部是要联邦政府承担。全球化的陷阱,起点是美国制造业的外移。其实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投资包括制造业转移一直是存在的。从数据上看,二战结束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本土的制造业仍然是成长的,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仍然是增加的,说明在对外投资的同时,美国本土也在扩张。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本土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就开始大幅下降,一直到2016年大约减少了约1/3,达660万个。


制造业外移的好处都是跨国企业集团获得的,他们获得了外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中间产品和高成长市场等等。全球化的成本是由联邦政府承担的。因为美国的经济利益分布在全球,海外经济利益需要国家提供保护。美国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设有军事基地。这是个烧钱的事儿。所以它全球化的成本,比如外交斡旋、军事,包括偶尔发动的地缘战争,都需要美国政府掏很多钱,更多的失业和贫困家庭需要联邦政府提供转移支付。


这个体系为什么不稳定?因为它的资本在海外获取的收入是不给联邦政府交税的,收不到保护费,联邦政府的财政就没法维持下去。全球化陷阱另一部分与美元体系有关。美元的霸权地位,利益也是私有化的,成本也是国有化的。全球范围的美元体系,对美国私人部门的好处很多,一个好处是,大量的交易使用美元,节省了美国企业的外汇交易费用和汇率风险。


二是全球大部分央行需要持有美元储备资产,这使美国本土的资金很宽裕,融资成本或利率很低,美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拿了廉价资金到全世界去投资。这些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获取的高利差,我们称之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超级特权,也是民间获取的。


三是,全世界要把钱投过来,美国的房产和大量的金融资产,就会出现价格膨胀。美国本土的投资者财富不断增值,这个好处也是私人的。


美元本位制带来的本土金融市场泡沫的膨胀,结果就是贫富分化是加速发展。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美国1‰的人拥有的财富达到23%,1%的人拥有40%的财富,两极分化很严重。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美国2016年财富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877。0.4一般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美国的穷人靠举债消费,富人因为财富效应会高消费,造成美国的储蓄率很低,去年的居民储蓄率是2.7%,今年一季度只有1.6%。政府又要花钱,政府原来是跟老百姓借钱,老百姓储蓄率低,它就要到国外去借钱了。所以储蓄率过低,这是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一个根源。


在美国政府的支出里,转移支付和军事开支是最主要的两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债务问题很严重。美国从1776年到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美国的政府联邦政府的债务只有9077亿。从里根到2008年小布什下台,债务从不到1万亿变成10万亿。2008年-2016年奥巴马八年任期内,美国的债务从10万亿变成了20万亿。特朗普在一个任期内就很有可能把联邦政府的债务干到25万亿美元。


美元体系也好,全球化也好,其成本都是联邦政府承担,收益全部都是民间的私人部门获取的。所以美国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它跟中国的关系,而是在于它的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陆家嘴》:7月25日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缓解美欧贸易局势达成协议,如果美欧实现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中国如何应对?

潘英丽:首先,我想说,美欧包括以后的美日达成这样的协议都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他们在价值观、国际安保同盟和中国市场“公平竞争”规则方面都有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在分化欧洲、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方面不应过度乐观。但他们之间的贸易摩擦仍会持续只是缓解而非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就欧美目前不对等状态而言,三零目标更多体现了“美国利益优先”,而美国如要建立对华统一战线,它应该对欧洲做更多让步才行。


其次,我们需要了解,欧美合作的战略重点仍然是如何建立对华统一战线。最近我查看了大国人口和消费在全球占比的结构特征,有助于我们把握未来国际经济大势。G-7国家1999年人口全球占比11.5%,消费全球占比67%,2016年人口占比是10.24%,消费占比51%。过去近20年他们的人口占比下降了1.3百分点,而消费占比已减少了16个百分点。因此从内部市场成长性看,G-7内部的经济一体化或自贸区对他们自身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并重大意义。


相比较,2016年中国加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全球占比已接近40%,消费占比14.6%。过去20年中国消费占比已增加了3倍,两印也已增加1倍多。因此无论是从生产供给的低成本和市场需求的成长性两边看,亚洲新兴市场特别中国应该是欧美最为关注的出口和投资的目的地。


那么,在发达国家形成统一战线压中国开放市场和实施“公平竞争”规则时,中国如何应对呢?这需要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做出回应。


一是可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并以开征消费税对冲其对税收的负面影响。这有利于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增加消费多样性,促进家庭消费福利平等的积极作用。


二是降低企业税负,并同时取消补贴等优惠政策。倾斜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弊大于利,通常造成扭曲、套利、保护落后和一哄而上的产能过剩。相比较,简明的税制和内外一视同仁的低赋税可鼓励产业投资、技术进步和就业创造,进而提高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加大国内有效供给不足领域的产业对外开放。同时需要大力推进相应跨国公司在中国股票市场挂牌交易,在让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分享中国市场高成长的同时,让中国家庭投资者可更好地分享优秀跨国公司的成长成果,以弥补中国有效率企业组织不足的缺点。


贸易摩擦对汇率有短期影响


《陆家嘴》: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走势有何影响?

潘英丽:有一些短期的影响。贸易摩擦,肯定会对短期汇率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假如我们把贬值看成不利的变动的话),导致人民币贬值。我们一季度出现了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就意味着花出去比收回来的外汇要多,那在外汇市场上交易它就会有一个贬值的压力。 


但是,贬值可能也是需要的,通过贬值的方式帮助出口减轻压力,化解关税负面影响。贬值对企业来讲会减轻关税带来的冲击。同样产品出去创收一美元,现在可以换更多人民币。人民币收入可以相应增加一点。也算是一个贴补,汇率可以起到一定的对冲作用。


美国也不会让你贬得厉害。美元一直升值,对美国出口是不利的。美国是怎么让它的货币贬下来?美国一般没办法主动贬值,因为美元本身是自由浮动的。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美国的财政部出马,压贸易顺差国货币升值,说你操纵汇率或像广场协议那样通过多国关系协调压顺差国升值。第二种办法就是调低利率,把美元撵出去,大家把美元换成其他货币的时候,美元才会贬下来。


《陆家嘴》:最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6.3贬到6.8附近,人民币的贬值是不是央行主动实施贬值策略?

潘英丽:其实央行是顺势而为。市场有这种预期,央行只不过不去干预,人民币汇率就下去了,美元升值的时候,人民币就适当做些贬值。


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大幅度下跌,我们损失了1万亿美元储备,很大的原因就是央行汇改放弃了中间价的定价权,导致市场的贬值预期自我实现,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最后引起很大恐慌,外汇储备流失。所以央行必须把定价权收回去,2017年5月份央行引入逆周期因子。央行可以通过逆周期因子调整中间价,打掉市场的外汇市场投机的考虑,投资者一般不敢跟央行唱反调,另外外汇管制对维护汇率稳定有重要作用。市场有贬值预期时,央行也会根据经济转型或去产能的需要,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陆家嘴》:你现在认为 “人无贬基”(人民币没有贬值的基础)还成立吗?

潘英丽:是的,从长期来看,“人无贬基”仍然成立。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中国不发生金融危机,就是系统性风险在可控的范围内。中国经济转型假如成功的话,后面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好的势头。中国经济转型除了要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其实未来最重要的是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比如医疗保健、养老服务、教育培训和文化娱乐等等。


旅游现在就已经出现市场需求的井喷了,但是有效供给跟不上,有需求的领域没有供给,没有需求的领域产能过剩。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供给侧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久会更加严重,而养老服务供给会相对短缺。制造业将来会引入人工智能,不再创造新增就业岗位,反而会释放出剩余劳动力,农村仍然会继续释放劳动力,那这些劳动力去哪里就业,一定是消费服务业。因此,技术培训是一个大市场,需要以发放教育券的政府购买与市场需求导向的个人选择相结合去推进。



美元牛短熊长


《陆家嘴》:您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是美元存在长期贬值趋势,美元变化有十年熊市五年牛市更替的规律。

潘英丽:我仍然维持这个观点不变,我们是一个长视角,未来十年的长视角看,美元是波动下行的,不排除反弹,但是它会一波比一波低。全球化陷阱,其实是美元长期走势的一个基本决定因素。


美元变化有十年熊市五年牛市更替的规律。这种走势是对美国国家利益最有利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贸易赤字不能无限制扩张,贸易赤字无限制扩张会发生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贸易赤字占GDP的8%,一定发生危机。原来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爆发危机,它的赤字都达到了8%。美国贸易赤字超过6%就出问题了。2006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前,它的贸易赤字超过了GDP的6%,现在大约在2%~3%。贸易赤字不能无限扩大。,那美国要缩小贸易赤字,把它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就要通过美元贬值,贬值可促进出口并限制进口,从而缩小贸易赤字。


美国联邦政府是对外净负债的,其债务总量里1/3是外债,贬值就可以减少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但是美元不可以永远贬值,永远贬值各国央行就会抛售,美国国债就变成了希腊的国债,就要发生债务危机或美元体系的崩溃。所以美国作为净债务国,作为贸易赤字国家,一定要让美元贬值的时期长于升值时期。


《陆家嘴》:上海近期出台扩大开放100条,这100条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中金融领域就有32条,比如放开银行业外资的准入,还有放宽证券行业的外资股权的比例和经营范围,你对此如何评价?

潘英丽:让外资来独资经营,开办更多的分支机构,或者说允许参股,这些都是开放举措,不存在问题,关键问题是人家来还是不来。为什么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从2%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3%?这叫水土不服。就像我们讲投资不过山海关一样的,经营环境是核心问题。


所以我们的体制机制决定经营环境不改善,服务业开放是空的,没有更多企业或金融机构来。就是已经进来的,它的比例也在下降,这说明金融生态环境存在很大问题,很难让人家在这里成活和发展。因为中国现在的环境是借了钱可以不还,互联网金融爆了多少仓,企业借了钱,都是通过借新还旧维持,国有企业也有不打算还的,有的现金流也很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外资金融机构过来发展,它主要是给外资企业和其他外资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业务,跨境业务很多都是套利的和投机性的。所以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国内和国际化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未来改革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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